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經常遇到的四大問題

　　近年來的大數據給了更多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信心，對還未涉足其中的企業和投資者來說，“走出去”聽起來很美，然而中國企業實際上還在面對著諸多問題，通常來說，有幾類問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勢必會遇到的。

　　近年來，中國海外投資大幅增加，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沒有精心的準備、周到的規劃，海外投資也可能遭遇風險，乃至血本無歸。

　　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些年頭了，也積累了一些經驗，以下整理中國企業“走出去”經常遇到的幾類問題，給中國企業提供參考。

　　問題一：“走出去”面臨高成本

　　幾年前，一家國內基建企業跟美國談一條鐵路線建設，當時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支持資金都已到位，僅剩20億美元的資金缺口需中方解決，國內銀行一口咬定利率不能低于4.2%，但當時美國貸款成本不高于2%。這個資金價格美國公司難以接受，以至于鐵路線最后被別國企業搶走。

　　融資難一直以來都是中國企業頭疼的大問題，對民營企業更甚。民營的融資渠道匱乏，往往不足以支持民企海外并購的資金需求。業內人士表示，盡管不少銀行對民企走出去項目也很關注，但由于貸款擔保問題，抗風險性上不如央企，銀行最終只好“袖手旁觀”。國內商業銀行貸款必須有國內資產做抵押，并且手續復雜，很多民意企業最后只能借道民間融資。

　　目前的現實是，商業銀行只提供1年期貸款，最長不超過5年。而不少投資海外項目，尤其是基礎建設類項目周期基本都在10年期以上。這么大的差距讓海外投資顯得如此不現實。此外，海外項目動輒數十億美元的貸款額，也不是一般商業銀行所能承受的。所以，能與海外大項目匹配的貸款大多來自政策性銀行，如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此類銀行的中期貸款一般10年，長期可達30年。 可是對于企業來講，政策性銀行資金成本頗高。

　　由于政策性銀行貸款沒有競爭力，只能貸給那些高風險地區的項目。例如給非洲某項目的貸款利率甚至超過了20%。

　　國家的“兩優貸款”也是企業“走出去”的資本來源之一，“兩優貸款”分為“優貸”和“優買”兩種。

　　“優貸”，指的是中國政府對外的優惠貸款，指定政策性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政府提供具有援助性質的中長期低息貸款。

　　“優買”，是指為配合國家戰略需要，推動與重點國家和地區的經貿合作，采用出口買方信貸形式對外提供且具備一定優惠條件、由政策性銀行承辦的特定貸款。

　　“兩優貸款”一般通過央企的項目落地，并且要求有中國企業負責承建。項目、設備采購中“中國成分”原則上不低于50%。 然而企業想拿到“兩優貸款”項目也非易事，審批部門頗多，程序非常復雜，項目從審批到啟動資金落地最快也要1年�，F實案例中還有耗時四年多的，投資政策都不知道變了幾輪。

　　問題二：助力政策與現實脫離

　　中國企業需要一個合理的體制、機制，無論是國家層面的“兩優貸款”、絲路基金，還是企業層面的海外投資，中國在資本“走出去”方面尚缺乏整體安排和協調機制，相關部門缺乏配套政策，更無一個權威性的協調機構。

　　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4萬億美元。如何利用外匯儲備配合中國“走出去”戰略？政府部門一直都在籌劃。

　　2013年初，國家外匯管理局公開表示成立外匯儲備委托貸款辦公室，運用外匯儲備給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提供貸款業務。具體方式是外管局把錢借給銀行，銀行再貸給企業。據悉，該項貸款的利率在4%以下，基本上可以與國際市場接軌。但是業內人士表示要貸到很困難，“反正我們沒貸到過，至今也沒聽說誰貸到。”

　　具體原因是，外管局委貸辦只管貸款審批，是否放款又是商業銀行的算盤了。商業銀行要考慮到走出去項目的不良率，還有收益問題，所以放款的意愿降低。這樣一來就起不到政策扶持的作用了。外儲自身有長期固定投資的項目，業內人士表示，這與他們每年的績效考核息息相關，總之有誰愿意動自己的奶酪呢？

　　實際上，我國政府陸續在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出臺相關的扶持政策，包括自貿區的籌建和最近大熱的亞投行，只是從理論到實際，中國政府和企業都還要摸索許久。

　　問題三：東道國政策反復無常

　　在跨國經營實踐中，中資企業和海外華商遭遇的東道國違約和征收風險案例已經為數不少，不僅通常認為“法制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軌國家，就是在歐盟國家也遭遇過這種風險。

　　東道國國內和對外相關政策調整、法律修訂，新政策和法律的頒布實施，以及東道國相關部門在政策和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尺度把握、執行強度等，均會給外國投資者造成經營和財產損失上的風險。主要包括對外國投資產業限制、稅率提高、經營利潤的自由流動限制、土地使用成本提高、國家安全等，最嚴重的如國有化政策，企業產品和設備被征用、征收，甚至企業財產被沒收或充公。

　　如希臘宣布停止向中遠集團及其他四家競購者出售比雷埃夫斯港的股份計劃；濟州島叫停中國投資項目；對拉美興起石油和天然氣工業國有化運動，可能對中國對該地區投資企業形成政策風險；2007年中國平安集團18.1億歐元，在二級市場上買入比利時富通集團4.18%的股票，后增加到4.99%；2008年又以21.5億歐元收購富通集團旗下資產管理公司50%股權，共計投入238億元人民幣。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富通集團被收歸國有并迅速轉手賣給了巴黎銀行，平安集團為此在2008年投資富通上的賬面虧損超過90%。

　　從宏觀層次上來看，東道國政府因期望獲得更有利條件而違約，這種行為本質上屬于實施限制外資政策。這些年的限制外資政策較多地針對采掘業，特別是戰略性資源開發行業。我國企業往往不能簡單地用撤離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方式來規避上述各類蠶食式征用風險，因為有些上述蠶食式征用風險較高的國家對于我國保證資源供給具有重要意義，或者屬于我國企業西方競爭對手的空白區，我國企業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風險開拓這些國家的市場。

　　問題四：“新家長”不縱容國內市場養成的壞習慣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東道國與本國在民族、文化、習俗、語言等方面可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表現在工作交流、待人接物、處理事情等方面會各具特色，呈現出不同的方式方法，帶來管理理念和行為的不同。企業在境外投資后，直接把在本土經營的模式簡單機械地移植到境外企業中，甚至把一些不良的文化習慣延伸到國外，造成文化上的誤解或沖突，可能會給企業帶來不必要的糾紛和損失。如中國上汽集團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公司后，雙龍汽車公司老員工難以接受新公司而不斷罷工，5年后雙龍汽車公司董事會向當地有關部門申請“回生”流程，但公司經營前景并不樂觀。

　　經歷過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或多或少的養成了一些不規范的行為，然而在“走出去”之后，這些行為當然不可能被東道國無視�；�于當地保護主義也好，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勢必會面臨較為約束的政策規范，這也是中國企業的尷尬之一，已經成長到一個規模，然而到了新的地方卻要如新企業一般重新確立規范，摸索出一個適應當地的企業文化，融入當地市場。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諸多尷尬，除了企業無法左右的，也有一些能做的。在新的環境下，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應該著重思考些什么呢？

　　首先應該謹慎跟風。比如歐債危機后，到海外抄底的呼聲，就在中國企業界風起。尤其最近兩三年，一些土豪企業家最常問的就是，“你看我到歐洲買個什么樣的企業？”可見對海外并購完全沒有概念，對自己企業的需求也不清楚。

　　其次，海外并購要注重前期布局，長遠規劃。早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布局日本的海爾，在2011年底終于等來了并購三洋白電的機會，打敗了競購對手松下，打了一場翻身仗。從與三洋合作，到自己海外設廠，到兩者建立合資公司，最后整個買下三洋白電，海爾走過了一條艱難且成功的布局之路。2010年，當美的去泰國建廠時發現其在國內的敵手海爾已經棋局鋪就了。

　　另外，并購前的盡職調查、法律政策風險規避等也非常重要。海外并購的風險陡增決定了并購前的準備工作是個系統工程。

　　如果把海外并購比作海上行船，舵手決定航向固然重要，而擬定航海計劃、掌握風暴風向和必備的航海經驗則更為重要，中國企業改變不了大環境，就先改變自己。